2020年對很多人而言是傷痛的一年,包括我。

2020年 6月初,爸爸在馬路上騎腳踏車遇到計程車要轉彎,他重心不穩跌了一跤,身上、臉上多處擦傷,手掌虎口處嚴重撕裂傷縫了好幾針。媽媽向來都反對爸爸騎車,覺得爸爸年紀大、肌力變弱且反應不夠快,當場氣得把腳踏車給弄壞 (媽媽的愛很間接,表現的是破壞性的)。爸爸就像個頑皮的小孩,一副做壞事被抓到但又很不以為然的樣子,每次關心他復原的情況,爸爸都笑嘻嘻地展示他的傷口,讓我不要擔心。然後日子又如往常般地過,我們依然有一搭沒一搭的傳訊息,還有每天接收爸爸最愛傳送的垃圾訊息轟炸。

兩週後,台灣時間6月18日,我正準備要睡覺之時,看到未接來電,顯示訊息:爸爸出意外了。我心裡格登一下!

爸爸偷偷趁媽媽不注意,一早又跑去騎腳踏車,媽媽接到路人的電話說爸爸又騎車跌倒,具體情況不明,不知是車禍還是自己跌倒,結果這次受傷嚴重,傷到腦部及眼睛,左眼黑青腫大,眉毛縫針,腦內出血,醫生說如果不開刀救治,將會心臟衰竭而過世,腦內出血是在和時間賽跑,給家屬決定的時間不多,開刀至少還有一線希望,媽媽和姐姐沒多想就決定開刀試運氣,而我當下立即決定買最近一天的直飛機票返台。研究台灣正在實施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,入境後需乘坐防疫計程車、居家檢疫14天,若家裡有老人則需要住防疫旅館。台北共有20多家防疫旅館,但因時間緊急,又遇暑假高峰期,我一家一家打電話,竟然全數客滿。不得以只好請媽媽暫住姐姐家,讓我一個人關在家裡。回國之前,我向衛生局詢問是否可在檢疫期間外出探視,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有條件外出,聽說是要自費檢驗為陰性,每次外出1小時,但是沒有書面的具體規定,且政策隨時會變化,讓我先回國後再洽里幹事及衛生局詢問具體執行細節。

在美國從三月起在家工作,整整三個月足不出戶,奔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一路順暢,看著熟悉又陌生的景象,在6月20日週六晚上走進JFK機場,有種覺得身處在超現實的幻境當中,機場電燈半關、冷冷清清又空蕩蕩的和以往出國時相差甚大,餐廳商店、機場貴賓室和機場櫃台全數關閉,只剩一家長榮航空的櫃台在營運,螢幕上閃全是各家航班取消的訊息,乘客們各個全副武裝,三三兩兩的保持社交距離,散落坐在空無一人的候機室,我的心情和機場一樣也空蕩蕩的。

回家前媽媽特別再三交待,最好不要吃東西也不要上洗手間,很多人全副武裝穿防護衣、戴防護面罩、不吃不喝穿尿布撐過這16小時。我覺得這個有點太超過,但大家如臨大敵我也不能輕裝上陣,於是戴了防護眼鏡、口罩,準備一堆酒精綿片不停到處擦,去洗手間時使用拋棄式手套,發現還真的有很多人不上洗手間。

入境桃園機場到回家這段時間防疫破口其實滿多的,主要是沒有規定入境的人需在特定時間內在特定地區活動,接受全身消毒之後坐防疫計程車回家,計程車內也沒有任何擋板的防護設施。不過,相比美國的佛系管理,台灣已經是做得很嚴密了,某種程度還是相信民眾能自我管理。到家隔天後收到里幹事的連繫,每天固定打一通電話來問候。

出發前已和公司申請居家檢疫時能夠在家工作,為確保工作效率,關在家裡的14天都要按著紐約時間工作 日夜顛倒12小時。爸爸開刀後住在加護病房,每天只允許兩位親人在早上11點探視30分鐘,同等於紐約時間的晚上11點,家人會開視訊通話,每天在高度專注工作後,接近11點就有種莫明的抗拒感,非常不想看到爸爸虛弱的樣子,但每次又覺得短短的30分鐘太快看得不夠。

他剛開完刀的第一週,頭骨蓋還沒放回去,頭皮一長條的傷口,像是破碎的兩張紙,用釘書針滿滿地釘起來,包著一大包繃帶。頭上裝了測腦壓的儀器、嘴裡含著呼吸器、鼻裡插著鼻胃管,手上插著點滴。第一眼看到他的衝擊頗大,很讓我心疼。受傷的那一邊眼睛周圍烏黑腫脹,從另個角度看沒受傷的半邊臉依然帥氣。我想伸出手摸摸他,摸到的是冰冷的螢幕。每天半小時都很快,中間還不斷有醫護人員進來解釋病情和進展,沒兩下時間就過了,每一天都在等著隔天有好消息。醫生說,開腦部手術的人有好幾關要過,第一大關是發炎及併發症,第二大關是能夠自行呼吸,第三關是能恢復意識,最後一關是能夠活動。中間有任一關過不去,都會有許多種可能性,死亡、昏迷、植物人、永久臥床、喪失語言功能等等。

開完刀的第二週,他的眼皮微微半張著塗滿了眼藥膏,眼睛周圍的黑青逐漸消退,算是過了第一大關,沒有併發症。為了訓練他自主呼吸醫生開始減少鎮靜劑,但他躁動(會導致腦壓升高)的情況比較嚴重,最後又加重了鎮靜劑,醫生說這是一個比較不樂觀的情況。雖然無法確定他是否能聽到、或是聽懂我們在說什麼,醫生都建議我們多和他說說話,摸摸他。才躺幾天四肢就開始浮腫,有一度感覺他眼皮在動,手指微動,好似對我們說的話有點反應,讓我們精神振奮。因為適逢端午節四天連假,醫生休假期間,醫護人員進行例行的工作,但沒有醫生能和我們解釋他的情況,醫生回來時也是判斷第二關是否能順利度過的關鍵時刻,這四天中我們都感到心焦,既害怕又期待醫生回來告訴我們結果。

6月28日,端午連假的最後一天,姐姐夢到爸爸和她說對不起,她覺得這是個不好的預兆,因為之前曾經有過類似經驗,夢到朋友和她說再見之後就去世了,但我拒絕相信。

6月29日,短短一兩天,爸爸的樣子整個變了,嘴巴微張、嘴唇內縮,不再像之前一樣緊閉著,長相變得都不像他了,我還是拒絕任何的負面想法,一心等著出關去看他。

7月1日的早上,醫生發出病危通知,開放病房讓親朋好友來探視,我趕緊致電里幹事及衛生局求助,衛生局安排我到榮總自費檢疫,來回都必需搭乘由衛生局安排的防疫計程車,每一次等待的時間都要三十分鐘,次次都讓人心急。到了榮總測試完後,被告知因為已過了早上11點,檢查結果要等到隔天才能出來,我拜託醫護人員是否能加快,得到的答案是檢驗室器材和人手也有限,沒有辦法更快。

下午接近五點,家人打電話告知,醫生判斷爸爸情況不好,可能撐不過當晚。我急得打電話給衛生局,接電話的員工說她會幫忙連繫榮總,但是五點她要下班了,請我等待榮總通知,或過一段時間後再打到衛生局詢問。隨後我致電衛生局和榮總,都沒得到答案,心急如焚。家人朋友們開始想辦法找關係,晚上七點時,終於接到通知檢驗結果,讓我可以出門一小時。再次等待衛生局安排防疫計程車,終於在晚上八點時走進醫院。

透過視訊都沒有當場看到來得震憾,仍是和畫面裡一樣的爸爸,真正看到他、摸到他,很真實又感到不真實,躺在床上的那個人不是我熟悉的他,我和他說說話、摸摸他,那短短的時間過得飛快,儀器上的指數不停緩慢下降,在八點四十五分時,指數下降的速度好像變快了,感覺時間似乎不多了,八點五十分,我打電話和衛生局的人再次求助,拜託他們延長點時間,讓我能夠陪伴爸爸走完最後一段路程,衛生局說需要和醫院商量。

八點五十五分衛生局的人打來說不行,要求在九點前離開。我非常不捨,感到既無奈又憤怒,九點時醫護人員來趕我離開,我抱著爸爸和他說對不起,我要走了,我愛他,我會永遠記得他,此時爸爸的生命指數突然急速下降,九點零二分時機器嗶嗶響,醫生走進來檢查完後宣布他已去世,一切快得讓人措手不及。醫護人員和我說,這是你爸爸疼你,能讓你走得沒有遺憾。

我後來才從衛生局得知,依當時的規定,整個14天的在家檢疫期間,在檢疫滿五天後,只能外出一次且限一小時,也就是說這是唯一的一次,這樣的規定在遇到親人的死別時,感覺非常不人性化(還好後來衛生局放寬了外出標準,能讓更多的人能少些遺憾)。但是也因為各方的幫助,能陪到爸爸最後一分鐘而沒有了遺憾,原本憤怒的心情消退,回想這一連串的過程,還是很感謝衛生局和榮總不知名的人們的幫忙,雖然不知道朋友靠關係幫我打的電話是否有起到作用,也無法得知爸爸是否真能聽得到感知得到,這一環扣著一環的結果,有任一個環節出了問題,都無法讓我順利地陪著他走到最後。

有太多的巧合就不會是巧合,我願意相信這股神奇的力量,是爸爸想見我最後一面的努力。相信且希望在親人的圍繞下,他走得平靜,沒有苦痛。後來一直都沒有夢見過他,我也願意相信是因為他了無牽掛,我們在平行的世界裡都過得安好,有一天總是會再相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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